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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審判庭審記錄中的盧溝橋事變

核心提示: “東京審判”中涉及盧溝橋事變部分在檢辯雙方均通過直接或交叉詢問,對證人、證據和證詞的可靠性及相關細節進行核實質證,最終由法官根據聽證情況做出宣判。

1946年7月22日,中方證人秦德純將軍在法庭上講述“盧溝橋事變”經過

1946年7月22日,中方證人秦德純將軍在法庭上講述“盧溝橋事變”經過

1937年7月7日,侵華日軍在盧溝橋附近蓄意挑起事端,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由此拉開序幕。戰后,為懲處日本法西斯的戰爭罪行,1946年5月3日,由主要反法西斯聯盟國家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日本東京開庭,對日本甲級戰犯進行審判,史稱“東京審判”,“東京審判”確認了日本的戰爭罪行,裁定了日本的戰爭責任。然而,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不斷利用公眾對審判過程詳情的不了解,對一些史實細節進行歪曲解讀,進而宣稱東京審判是“勝者的審判”,是不嚴謹的審判,試圖以此達到為歷史翻案的目的。例如,2013年3月12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就曾在日本國會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發言:“對于這一場大戰的總結,并不是日本人自己做出的,應該說是戰勝國一方做出的裁決。”但史實不容否認,國家圖書館近年來從海外征集入藏的東京審判庭審記錄、判決書和庭審照片等檔案史料忠實記錄了整個審判過程。從這些記錄中可以看出,法庭在大量事實證據和嚴格的司法審理基礎上,對日方做出了有罪判決,是我們今天研究相關歷史真相的第一手珍貴史料。其中在審判期間,法庭對盧溝橋事變進行了詳細調查,對事變前后發生的系列史實進行了確認,對日本發動戰爭的責任做出了裁判。在全民族抗戰爆發80周年之際,有必要重溫這段70多年前的審判記錄,以文獻為證,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厘清歷史真相。

1947年5月12日,美方證人巴雷特上校出庭作證

1947年5月12日,美方證人巴雷特上校出庭作證

法庭聽證過程

東京審判帶有明顯的英美法系特征,高度重視證據事實,對證據法的運用非常嚴格。其審訊程序基本按照《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第十五條的規定步驟進行。其中涉及盧溝橋事變部分的聽證,主要包括兩個階段:一是1946年7月22?—?25日和同年8月6?—?7日,檢方就“盧溝橋事件及其之前的形勢”進行立證,美國《密勒氏評論報》主編約翰·鮑威爾、時任美國駐北平使館副武官戴維·巴雷特,時任北平市長、29軍副軍長秦德純、時任宛平縣長王冷齋等出庭作證。二是1947年4月22—25日和同年5月12—14日,辯方針對盧溝橋事變和日本不擴大方針進行反證,美國人戴維·巴雷特、日本人河邊正三(時任日本“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長)、河邊虎四郎(時任日本參謀本部戰爭指導課課長)、櫻井德太郎(時服役于日本“中國駐屯軍”司令部,同時也是冀察政務委員會顧問及中國第二十九軍軍事顧問)、和知鷹二(時任日本“中國駐屯軍”高級參謀)、橋本群(時任日本“中國駐屯軍”參謀長)等出庭作證。在檢辯雙方舉證過程中,雙方均可通過直接或交叉詢問,對證人、證據和證詞的可靠性及相關細節進行核實質證,最終由法官根據聽證情況做出宣判。因此,整個審判是立足于嚴謹的證據法基礎之上的。

東京審判庭審記錄中有關七七事變的法庭問答記錄

東京審判庭審記錄中有關七七事變的法庭問答記錄

檢辯雙方的幾次交鋒

在庭審過程中,檢辯雙方都提交了大量證據、證詞,并對事變發生的前因后果、具體史實、戰爭責任等進行了質證和辯論,也對日本法西斯自開戰以來的各種宣傳謊言和辯方在法庭上的種種狡辯伎倆進行了揭露。例如關于日本在盧溝橋附近進行夜間演習的“合法性”問題,日方辯護律師幾次試圖利用中方證人秦德純對國際法和《辛丑條約》具體條款的不熟悉,進行誤導性提問,如辯方律師太田金次郎提問:“你是不是知道,在義和團運動之后,根據《辛丑條約》條約中的條款,日本軍隊可以在中國領土上進行演習?”代表辯方的美國律師沃倫問道:“不顧你們國家的國際承諾,你覺得,或者你們的駐防部隊和各位將領覺得,他們可以在沒有政府的同意下就簽訂協議,對不對?”對此,秦德純并沒有上當,當即指出:“根據該條約,日本僅被授權在北平到秦皇島鐵路沿線駐軍,以保護該鐵路的安全。任何超過這一軍事必要性的駐軍都是違法的。”“外國可以在鐵路沿線附近進行演習,但并不允許在更遠的地方演習。”“地方首長和日本駐屯軍司令官之間的君子協定是要維持地區的和平與秩序,這與國際法精神并不違背”。針對日方證人河邊正三的相關詭辯,美國檢察官薩頓也做出如下詰問:“根據《辛丑條約》第9條,豐臺并不屬于可以占領的12個指定地點,日本沒有權力占領豐臺,對不對?”從國際法角度有力駁斥了日本在盧溝橋附近駐軍并進行演習“合法”的謬論。

又例如,針對橋本群提出“中國駐屯軍”的一切行為均是出于“日中親善”的目的,中國檢察官倪征燠詰問:“在你證詞第9頁最后一段倒數第10行聲稱‘中國方面要求在進行夜間演習時事先通知他們,因為夜間演習會讓民眾不安,并可能引起社會擔憂……我們同意了這個要求’,既然你們很清楚這樣的演習會‘讓民眾緊張,引起社會擔憂’,你們為何還要一意孤行?……你認為在夜間侵擾中國人民能夠實現你們‘增進日中親善關系’的目的嗎?”

又例如關于戰爭責任問題,日方聲稱盧溝橋事變后,是中方首先違反了雙方于7月9日達成的停戰協定,對日軍“攻擊”,從而導致了后面的“大規模敵對行為”。對此,美方證人巴雷特上校作證說:“我相信如果日軍真心希望解決此次沖突,那是很容易達到的,因為很明顯,我沒有觀察到中方有任何一點攻擊性的意圖……由于7月28日襲擊北平的日軍來自南部,而中國軍隊受到襲擊時正向北前進。由此我確信,中國軍隊無論如何也沒有進攻的意圖,而僅僅是試圖向北平城內撤退。”由此可見,整個七七事變期間是日軍一直在步步緊逼,藉此發動全面侵華戰爭。

調查結論

1948年11月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聆聽大量證言證詞、調查大量證據基礎上,對25名日本甲級戰犯作出判決。其中關于七七事變部分的判決書長達40余頁,判決書在充分分析盧溝橋事變發生前后的各方面背景以后,詳述了經過法庭核實后得出的整個事件的經過。判決書指出:“當晚(注:指1937年7月7日)22點,中國當局接到北平日本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的電話,說宛平中國駐軍向演習中的日本部隊開槍,事后1名日本兵失蹤,因此要求準許日軍進入宛平進行搜索。”“王冷齋調查后,沒有找出所謂失蹤的日本士兵,后來與松井的交涉也毫無結果,于是決定雙方在現場共同調查。王冷齋和日本代表寺平進入宛平城后,日軍從三面包圍宛平并開始射擊。中國軍隊據守城墻保衛宛平。1937年7月8日清晨5:00,當調查還在進行中,日軍大隊長一木清直就指揮一個大隊向駐守在盧溝橋附近龍王廟的中國軍隊進攻。6:00左右,日軍開始用機關槍攻擊宛平城。8日早晨,日軍占領了通往長辛店的鐵路橋。當天午后,日方將最后通牒送達宛平城的司令官,要他在當晚19:00前投降,否則開始炮擊。但是中國方面堅決不讓步,晚上19:00日軍開始炮擊。1937年7月9日,日方通過松井及其他人通知秦德純說,失蹤的士兵已找到,但開出下列停戰條件:(1)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2)雙方軍隊各自撤退至最初之線;(3)鑒于第37師對日本懷有強烈敵意,要求改調29軍其他部隊駐守宛平。”“……吉星文中校指揮的中國軍隊撤退回原來的位置。另一方面,日軍也向豐臺撤退。如果日方遵守停戰條件,事情可能就此解決。但是后來確知鐵路隧道附近約有100名日軍并未按照協定撤退。1937年7月9日夜,該處日軍又向城內開炮。后來日軍繼續開進爭議地區,到7月12日,已有2萬名日軍和100架飛機進入該地區。接著在那個地區,兩軍之間就發生了零星沖突,到了7月27日,發生了后面所說的大規模敵對行為。”關于日軍在此期間與中方進行停戰談判中的表現,判決書指出:“很明顯,日本政府千方百計策劃的就是讓華北當局在未經中國政府認可的情況下接受日方要求。接受這個解決方案無疑將產生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通過切斷中央政府的支持進而削弱地方當局的勢力;另一方面,迫使中央政府認可華北獨立這一事實。”由此可見,正如1937年10月6日的國聯調查報告所指出的,日本在整個七七事變中的所作所為“無論是基于現行法律協議或者基于自我防御的權利,日本的這種行為都是不正當的,這種行為違反了1922年2月6日簽訂的《九國公約》和1928年8月27日簽訂的《巴黎公約》所規定日本需要履行的義務”。

作者單位: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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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中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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